我把那塞着几件旧衣服、一本《人体解剖学》的破编织袋，狠狠扔在了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
床腿边还散落着上任租客留下的几个空泡面桶，散发着一股隔夜的油腻味。
这间位于老棉纺厂家属院顶楼，月租一百五的违章建筑，冬天像冰窖，夏天是蒸笼，墙皮剥落得跟得了皮肤病似的，成了我踏入社会后的第一个“家”。
安顿？
这词儿用在这儿都算褒奖了。
只能算找了个能暂时遮挡风雪，不至于让我冻死街头的角落。
放下行李，空虚和焦虑就像窗外钻进来的冷风，无孔不入。
得干点什么，证明我跟过去那个优柔寡断的学生不一样了。
我揣着口袋里迅速缩水的钞票，走下摇摇欲坠的楼梯，拐进了街角那家灯光昏黄的小卖部。
柜台后面，穿着臃肿军大衣的老板正抱着收音机听单田芳的评书。
“拿包烟。”
我努力让声音显得老成。
“啥牌子？”
老板眼皮都没抬。
我脑海里迅速闪过电影里那些硬汉镜头，咬咬牙：“万宝路。
硬的。”
老板这才撩起眼皮，打量了我一下，那眼神似乎在说：“小子，抽得惯吗？”
但他没多话，转身从后面柜子上取下一包白色硬盒，中间一方红色logo，像个沉默的勋章。
“十六。”
我心里猛地一抽。
十六块！
够我在学校食堂吃一天半了！
但箭在弦上，我故作镇定地抽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拍在玻璃柜台上，接过那包烟和找回来的西个钢镚儿。
当场拆开那层透明的塑料膜，弹出一下，熟练地叼在嘴上——这动作我在宿舍对着镜子练过无数遍。
走出小店，靠在冰凉的砖墙上，用一块钱一个的塑料打火机，“啪”一声点燃。
深吸一口。
“咳——咳咳咳！”
一股从未体验过的、粗粝而辛辣的灼热感像根烧红的铁条，猛地捅进我的喉咙，首冲天灵盖，呛得我眼前发黑，眼泪鼻涕差点一齐下来。
妈的，这进口货劲儿也太冲了！
跟同学间传抽的“红塔山”、“白沙”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但我强忍着没把烟扔掉，反而倔强地又吸了一口，让那带着点苦味的烟雾在肺里笨拙地转了个圈。
仿佛通过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就能更快地焚烧掉过去那个抽不起烟、也配不上这烟劲儿的怯懦灵魂。
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午，当我还在因为尼古丁过量和大脑缺氧而昏昏沉沉时，我爸的电话如同索命梵音，通过那部摩托罗拉V3，固执地在我枕边炸响。
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号码，我做了三次深呼吸，才按下接听键。
“你个狗日的小王八羔子！
你敢给老子退学？！
反了你了！
翅膀硬了是吧！
你现在在哪儿！
马上给老子滚回来！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听筒里传来的咆哮声如同实质的冲击波，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即使把手机拿开半尺远，那饱含着愤怒、失望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的吼声依旧清晰可辨，中间还夹杂着我妈在那头带着哭音的劝解：“你别吼，好好说……”等那头的风暴暂歇，像是暴风雨眼中短暂的平静，我才把手机贴回耳边，用一种连我自己都陌生的、刻意压制的平静语气说：“爸，学我己经退了，手续都办完了，不可能再回去。
我自己能挣钱，不用你管。”
“你挣个屁！
你能干什么？
去码头扛大包都没人要你！
去工地搬砖你都嫌烫手！
你他妈……我能干什么你不用操心，反正饿不死。”
我生硬地打断他，重复着昨晚对王倩说过，却毫无底气的誓言，“等我混出名堂，自然会回去。”
说完，我没给他任何再次爆发的机会，拇指狠狠地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挂断键，然后迅速长按关机。
世界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和心脏擂鼓般的跳动声。
我知道，回家的路，那座虽然唠叨但至少温暖的避风港，算是被我自己亲手给炸毁了。
钱，成了悬在头顶最现实、最冰冷的一把刀。
我翻遍所有口袋，把零零碎碎的纸币硬币堆在床上，最大面额是两张五十，剩下的全是十块、五块甚至一毛的钢镚儿，满打满算，一百八十七块三毛。
这点钱，在这物价飞涨的年头，支撑不了几天。
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找到一个能包吃包住的地方，先把命吊住，才能谈什么狗屁未来和理想。
那时候的年轻人，没啥过硬文凭和技术，又想快速找活干、见点现钱，首选就是去那些新开的酒吧、KTV、洗浴中心当服务员。
活儿累，规矩多，但通常管一顿夜宵，运气好还能碰上喝大了乱给小费的冤大头。
我翻出几天前垫桌脚的旧报纸，在皱巴巴的招聘栏里，一眼就瞄到了一个名字起得挺唬人的地方——“外滩一号”。
广告语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引进欧美前沿娱乐理念”，“打造都市夜生活新标杆”，“顶级音响，奢华体验”，地址就在大润发超市对面。
这地方我知道，离我们学校不算太远，属于市中心，白天晚上都热闹非凡，没想到居然不声不响开了这么个“前沿”的场子。
当天晚上，我特意用冷水洗了把脸，试图振作精神，穿上那件唯一还算板正的、肩膀处己经有些开线的黑色夹克，把简历（其实就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姓名、年龄，以及“中专（肄业）”几个刺眼的字）对折好塞进内兜，揣着仅剩的勇气和那包刚抽了两根的万宝路，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外滩一号”走去。
离着还有百来米，就能看见那栋建筑的轮廓在冬夜里突兀地耸立着。
门头搞得极其浮夸，巨大的蓝色霓虹灯招牌拼成“BUND NO.1”的字样，旁边还缀着些闪烁的假星星灯，在这片尚且荒凉、只有路灯孤影的新区里，活像一艘强行登陆的外星飞船，散发着格格不入的炫目光芒。
门口己经站了两个穿着不太合身的黑西装、耳朵上别着线圈耳麦的保安，双手背在身后，挺着肚子，努力营造出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
我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推开那扇沉重的、仿制欧式雕花还镶了圈假金边的玻璃门。
瞬间，一股浓烈而复杂的气味混合物如同重拳般砸在我的感官上：刚铺上的化纤地毯的胶味、劣质皮革沙发散发的化学芳香、墙壁油漆未干的甲醛味，还有为了掩盖这一切而拼命喷洒的、甜到发腻的空气清新剂，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来自厕所方向的消毒水气味。
里面灯火通明，晃得人睁不开眼，但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几个穿着工装裤的人在进行最后的打扫和设备调试，冲击钻的声音偶尔刺耳地响起。
一个穿着紧身西装马甲、梳着油光水滑大背头、腰间别着对讲机的男人，正趾高气扬地指手画脚，看架势应该是个小头目。
我稳了稳心神，凑过去，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不卑不亢：“您好，请问……还招人吗？
服务员。”
那马甲男闻声转过头，一双精明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来回扫射，从我这件廉价的、领子都磨毛了的夹克，看到脚上这双鞋帮开裂、沾满泥雪的旧运动鞋，嘴角几不可察地往下撇了一下。
“服务员？”
他拖长了音调，带着点戏谑，“满了，昨天就招满了。
都是形象好、气质佳的小姑娘，还有职高毕业的帅哥。”
我的心像被扔进了冰窟窿，瞬间沉底。
“哥，经理！”
我赶紧改口，语气里带上了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急切和哀求，“我啥都能干！
搬货、打扫、看场子都行！
我力气大！
能吃苦！
只要包吃包住，工资低点也行！”
马甲男又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可能看我年纪确实不大，眼神里还残留着点学生气的惶然，身子骨也不算单薄，他犹豫了一下，拿起对讲机叽里咕噜问了句什么，然后有些不耐烦地用对讲机天线指了指大厅侧面那条昏暗的走廊尽头：“服务员、保安、吧员都满了。
现在只有一个空缺，看厕所的，干不干？
包两餐，住后面集体宿舍。”
看……看厕所？！
那一刻，强烈的屈辱感像火山岩浆一样猛地涌上头顶，比刚才那口万宝路更呛，更烈，烧得我脸颊滚烫。
我几乎想立刻转身，对着那扇假金边的大门狠狠啐一口，然后冲进风雪里，哪怕冻死也图个干净。
但现实是，我口袋里那一百多块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是窗外呼啸的北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这栋虚张声势的建筑；是我爸那通电话后，我己经没有退路的绝境。
马甲男看着我突然涨红又迅速变白的脸，似乎早己司空见惯，嘴角挂着一丝嘲讽，准备等我拒绝。
我喉咙发紧，拳头在身侧握了又松，松了又握，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最后，几乎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干！”
声音嘶哑，像破风箱。
“多少钱一个月？”
我补充问，声音还在微微发抖。
“底薪八百，干得好有奖金。
客人给的小费算你自己的。
住后面宿舍，每月扣五十块水电杂费。”
马甲男语气毫无波澜，像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想干就现在去找后勤老王领制服和工具，今天晚上试工，跟着老李头学。
对了，叫我刘经理。”
八百块！
扣掉住宿只剩七百五！
这比我爸一个月偷偷塞给我的生活费还少一大截！
“包两餐”和“住宿舍”这几个字，像最后两根救命稻草，死死拉住了即将坠入悬崖的我。
“我干！
刘经理！”
我重复道，这次声音稍微大了点，带着一种认命般的决绝。
于是，在那个2008年冬天最冷的夜晚，我揣着半包万宝路和一颗破碎的心，正式成为了南通市新城区“外滩一号”酒吧的首席，也是唯一的——厕所管理员。
我的职场生涯，尚未感受到任何“国际前沿娱乐理念”，就先在这弥漫着消毒水、呕吐物残渣、尿臊味和廉价香氛混合的、不足十平米的方寸之地，带着一身屈辱和无奈，仓促又狼狈地拉开了序幕。
我的“王国”灯光暧昧的洗手间。
而我唯一的权杖，可能就是我即将领到的那瓶洁厕灵和那把秃了毛的塑料马桶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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